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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歌手黄伟麟: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归档日期:04-29       文本归类:黄伟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内地人之于黄伟麟的印象,是澳门“唯一”的歌手。今年,他参选立法会时很多澳门人也有疑问:他不是歌手吗?怎么会懂政治呢?

  其实70年代出生的黄伟麟曾有超过15年的公职人员经历,他甚至以专业界别成为第二届、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从小梦想成为歌手的黄伟麟,却像其他土生葡人那样,按部就班地进入政府成为一名公务员。直到回归的到来,让他的歌手梦得到更多鼓励。三年前,他选择离开政府,正式成为一名歌手。

  葡文名为MIRO的黄伟麟今年参选虽然并未成功,却代表了两个努力的开始---过去澳门立法会几乎没有演艺界人士;同时,这次参选是他和许多土生葡人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觉得,应该在这样一个平台里有代表新一代土生葡人的声音。

  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在1999年前曾经离开,不过终又回到澳门。黄伟麟说,对于土生葡人来讲,这里才是真正的家。

  我小时候生活在氹仔,家在嘉谟圣母教堂旁边。那里住了十几户葡萄牙人,是一个小的葡萄牙人聚居地。

  那时我没有中文名字,上的也是葡语学校,朋友也几乎都是土生葡人。我们这样的孩子小学或初中毕业就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和华人不一样的还有宗教:我一出生就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每到平安夜,爸爸就带我去嘉谟圣母堂做弥撒,牧师举着耶稣像,我们逐一亲吻过耶稣像的脚。

  爸爸曾是军人,在40年代末从葡萄牙派驻到澳门,后来当警察。他小学文化,也没有特殊的家世。回归前,葡人虽然并不是都富裕,但因为语言的缘故几乎都在政府里工作,所以收入比较稳定。

  我妈妈很喜欢听广东歌,爸爸也是个超爱听音乐的人。他的黑胶唱片全都按分类摆放,井井有条。我12岁时妈妈去世了,爸爸要工作,不可能整天在家陪我,家里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自己就会翻开这些唱片,可以说音乐陪伴我长大。虽然说不好中文,我却可以跟着唱片唱广东歌。

  十六七岁时,我看到澳门和香港的歌手同台演出,但澳门歌手唱的也是香港歌。于是就想,我要站在台上唱澳门自己的歌。

  我跟爸爸讲了我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他问我是不是放弃了?我说真的不知道从哪做起。他就问我,有没有想过怎么做?会出唱片吗?我说可能吧。他问出唱片有几首歌啊?我说不知道。他问封面你想过吗?我说没有。

  爸爸就说,你做一个梦想档案,把这些东西具体化,用图画或者其他办法让我们都能看见这些东西。我还记得他那时跟我讲迪士尼先生的故事:他一直想盖一个很大的乐园,但这个乐园建成时,他已经去世了。他太太却说:一点没有遗憾,因为我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个看见这个乐园的人。

  后来在1995年,我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发现我实现的东西跟我的梦想档案有80%以上吻合。所以,有梦想就要敢于付诸行动。当然,需要有好机会。我觉得澳门回归就给我带来了这样的机会。

  大约在1988年,我高中毕业。正好政府开了一个语言学校,相当于大学学历。我因为小时候就接触广东话,所以就上了语言大学。

  那时之所以办这个学校,是因为澳葡政府觉得《中葡联合声明》后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多,需要大量翻译,他们想用三四年时间培训一些翻译人才。为吸引大家去上学,每个月还给4000澳元补贴。

  澳门有别于香港,香港很早就有双语制,但澳门的葡人不讲中文,华人学校则以中文教学,两个群体接触、交流都很少,双语人才非常缺乏。

  语言大学每年只开两个班:中文班和葡文班。来自葡语教学系统的人学中文,中文教学系统的人学葡文。每一班15人,这样4年后就有120人为政府服务。

  在这个学校里除了语言还学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比如法律以及中国历史、地理。在这之前,我讲广东话没有问题,但不懂普通话。在学校主要训练中文的识字和书写,同时也会在笔译、口译方面进行培训。

  第四年开始实习,我去了政务司司长的办公室。回归确定后,政务司这些部门需要知道每天华人在讲什么,华人社会对什么问题比较敏感,政府需要考虑什么、改善什么,所以翻译就成了他们的左右手。

  我在这个办公室做了五年,后来这位司长被委任为澳葡方面回归筹备办公室的负责人,我也就直接跟进有关澳门回归的事务。再后来,我主攻同声翻译,何厚铧每年发布施政报告等等的记者招待会,都是我在做。

  何厚铧先生说话比较坦白,他会很直接地告诉你,我不完美,什么东西都是在十年里一边学一边做。做得不好就改,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当中。

  这十年里,何厚铧先生很尊重土生葡人这个群体,一直给这个群体在社会上发展自己的机会。现在是澳人治澳,土生葡人也是澳人,我们也生在这个地方。

  回归前,有人问我爸爸的态度,我记得他很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是想晚上饿的时候,跑到楼下的大排档吃一个干炒牛河,喝一杯青岛啤酒。”

  当时一些葡萄牙来的人怕语言有转变,没法适应;有些觉得本来就只是打工的,不如再回葡萄牙。还有许多人去了加拿大、美国、巴西或其他地方。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中走了十个左右。

  但是回归十年,很多当初离开的土生葡人又回来了。特别最近这四五年,陆续回来了很多人。

  回归前,土生葡人的担心是:以前作为比较有优势和社会地位的一群人,回归后会不会因为这种身份受到什么不利影响。这十年也证明,澳门没有对土生葡人持一种不公平的态度,相反给予了特殊照顾。

  直到今天,对于土生葡人来讲,压力主要还是来自语言方面的障碍。我过去说普通话、看中文都要由广东话转换一下,用了十年时间才比较理解普通话。这对其他土生葡人更是一个挑战。

  这十年里,我个人的生活变化也很大。在回归第二年的时候,对我影响很大的爸爸去世了。然后,今年秋天我结婚了,妻子是东北大庆人。我现在和她学会了“埋汰”、“毛嗑”这些东北话。和上一代相比,澳门人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多,土生葡人也在享受这些联系带来的好处。

  回到唱歌这件事情上来。其实1995年我出了第一张唱片后就停了,因为没有钱做下一张。结果1998年中国唱片公司想找一个澳门歌手唱回归歌曲,看到我前几年的海报,就找到了我。回归这年,我就唱了《恋曲1999》。

  其实并不是说澳门只有我这一个歌手,而是以前很多澳门原创歌手出名后都去了香港。政府觉得我有上电视的经验,又是土生葡人,就经常让我做节目主持人,还委任我当旅游形象大使。这样就给我开了一条新路。

  我也可以很公道地说,这十年里澳门给了我很多平台、很多机会,因为澳门必须找澳门人来当代表,

  我觉得能够做到现在,一是我学习了中文,二是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澳门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变化。

  这样到2006年我决定离开政府的时候,已经是水到渠成了。我记得当时需要得到政务司陈丽敏司长的批文才能走,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在翻译人手短缺的情况下,还是批准我离职。

  土生葡人过去都是当公务员或进入司法界。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变化,选择新的生活。但是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今年,我参加了立法会选举。早先我参加一个去内地的土生葡人访问团,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但是我发现,团里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士,有很多已经退休的人。我就觉得,新一代土生葡人应该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其实以前土生葡人的领袖或前辈跟我通电话问:“你作为土生葡人,有没有想过做点社会事务呢?”我一直都说不。但后来我问了一些朋友,发现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榜样,我们进立法会,就会有新一代的土生葡人代表出来讲话。

  从个人的发展历程来说,现在我已经出了五张专辑,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而且还有更多空间来关心整个澳门的事情。

  参加立法会选举那三四个月,可以说是我最累的一段,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澳门,要知道教育有什么问题,要去拜访大学,要跟大学校长聊天;要去盲人中心、老人中心,了解社会保障什么样。

  这几个月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取得了一次很重要的人生经验。我觉得上一代人和新一代人对澳门有着很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就需要发出声音,给政府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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