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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熟悉台湾文化的帮我回答一下

归档日期:05-12       文本归类:交工乐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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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音乐路线。这类创作音乐,结合一部份知识份子性格与青少年次文化的音乐特质,由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发轫,贯穿到八十年代的罗大佑、黑名单工作室。也在九十年代初的新台语歌运动、九十年代末的乐团世代,一直延续到现今陆陆续续仍以音乐投入社会运动、或追求独立音乐(indie music)创作的音乐人身上。鲜明的社会批判、创新的音乐主张或展现不同世代及时代精神的变貌,都使这些创作音乐值得被深究。本文限於篇幅,仅能简要地呈现其中几段重要历史,并指出这一创作脉络如何改造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也如何与社会变革、新世代意识紧密相关。

  七十年代,由杨弦、李双泽甚至诗人余光中也曾参与的民歌运动,带动了台湾青年学子、文化界人士等知识份子创作通俗音乐的风气。民歌运动孕育了新一批音乐人(如李宗盛、李泰祥、李寿全......)带动新曲风及自弹自唱式的创作风气,也开启了新的青少年学生市场。八十年代初成立的滚石及飞碟两家唱片公司,开始以广告企宣手法,发行《一样的月光》、《橄榄树》等概念新颖的流行音乐专辑,大受市场欢迎。由此,台湾流行歌坛告别了上一代的群星会风格、各式小调或翻唱曲风,也有别於动感偶像或玉女歌手路线,成功让创作音乐成为唱片市场的新主流。这些音乐创意新奇、歌词也较文艺取向的作品,让过去只听西洋音乐、不听国语歌的学生族群,成功被吸纳进流行市场中。一九八二年,一位医学院学生自己录制完成的作品《之乎者也》,在多处碰壁后终於由滚石出版。从此「罗大佑」三个字,继民歌运动,成为知识份子型音乐的另一新神话。

  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间的三张专辑《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与《家》,罗大佑将知识青年对社会的关怀,带入更具现实感的批判(如《之乎者也》、《鹿港小镇》、《亚细亚的孤儿》......)。在音乐上,融合摇滚、雷鬼及罗式情歌,独立完成创作、编曲与录音,终结了民歌时期的阳春曲风,也开启台湾乐坛对创作歌手的偏爱。在滚石企宣包装下,罗大佑的黑色摇滚及浓厚社会批判意识,使他以「抗议歌手」之名,在市场之余深获知识界的认同。这段期间,除了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未来的主人翁》等批判意识歌曲,诸如张大春、吴念真、詹宏志等文化界人士参与的《一样的月光》、《超级市民》等创作,加上滚石推出摇滚创作歌手如纪宏仁《城市台北》、黄韵玲《忧伤男孩》、李恕权《台北台北》等作品,皆有志一同地描绘八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新感知:既因工业化、都市化而有旁徨不安,也有新世代义无反顾迎向未来的宣示,开创流行乐坛的文化价值。

  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初,「另类音乐」(alternative music)及「新台语歌运动」崛起。一九八七年台湾终於解除长达四十年的戒严,整个社会进入后解严的过渡时期。民间社会过去被压抑对政治、文化及社会的不满,皆在外在约束力解除后,寻求各种抒发出口。一家专门进口英美另类音乐的水晶唱片公司,以《摇滚客》杂志,举办「台北新音乐节」,具体鼓吹本地化的(indigenized)另类音乐创作,主张要「开创音乐新元素」,更要「传达人文意涵」。由此,水晶发掘了吴俊霖(伍佰)、陈明章及朱约信等新人。新音乐作品如吴俊霖的《小人国》、陈明章的《新庄街》,前者以台式的蓝调摇滚,对台北都市丛林冷嘲热讽,而后者则重拾台湾乡土民俗曲风,由月琴伴奏、素人歌手的歌声,唱出有如人文电影的庶民街景。另外,朱约信的《望花补月》,则用戏谑的拼贴摇滚,嘲讽与转化早期的台语歌风格(《望春风》、《雨夜花》、《补破网》、《月夜愁》等歌曲),宣示向上一代台湾人悲情告别的新声。新音乐节后,水晶标举「媚俗之外,还有水晶」的口号,出版系列作品,成为九十年代初本土及另类音乐最重要的推手及精神象徵。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一九八九年,由王明辉等人所组成的黑名单工作室,在水晶协助下出版概念专辑《抓狂歌》。现代新潮的曲风却前所未有的全以台语演唱,结合饶舌、雷鬼及台湾「杂念仔」风格的前卫创作,直接以美学形式批判威权政治对台湾在地语言及历史的压抑。但更重要的是,歌曲内容也写实地侧写当时在台北街头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民主阿草》),并纪录八十年代末股市破万点、房地产上扬后,「台湾钱淹脚目」的社会变动及人心变化。这张专辑虽被禁播,但却在大学校园口耳相传,卖出十万张佳绩。其后,滚石唱片推出用台语创作摇滚歌《向前走》的新人林强,以「啥米拢勿惊」(甚麼都不怕)的振奋歌词,拥抱充满信心而非感伤的新台湾意识。《向前走》立即在市场大卖,也带动流行市场出现所谓的「新台语歌运动」。滚石子公司真言社,出版一系列内容及音乐都深具水准的台语另类音乐专辑(如吴俊霖/伍佰的《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朱约信化身为猪头皮的《笑魁念歌》系列,以及Baboo等创作专辑)。新台语歌展现了更为现代、前卫的音乐内涵,也说明了台湾意识在九十年代初社会氛围中所具有的能量。

  九零年代中,受到音乐产业全球化的洗礼,跨国唱片公司在台湾带进并购风,飞碟走入历史,本土的大型唱片公司则独剩滚石。创作音乐进入乐团世代与独立音乐的发展新阶段。

  水晶时期的创作歌手吴俊霖(伍佰),在第一张专辑未成功后,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间与其乐团China Blue隐入台北地下pub圈,创造出「星期五、伍佰元、听伍佰」的现场演唱 (live) 次文化,连文化界人士都蔚为风潮。一九九四年伍佰以《浪人情歌》及台语现场演唱专辑重回市场后,便展现对此阶段的重要影响力。同时,滚石继真言社之后的另一子公司魔岩,标榜金庸小说中相对於名门正派的明教∕魔教风格,除伍佰外,在一九九四至二零零一年间,发行中国火、张震岳、顺子、杨乃文、陈绮贞、糯米团等性格鲜明的、音乐杰出的非主流音乐,更是九十年代后期台湾创作音乐重要的一页历史。

  年轻学子受到伍佰现场演出的爆发力影响(神乎其技又有创作才华),一时间组地下乐团成为青少年最酷的次文化。

  一九九七年,相继有糯米团、乱弹、废五金等乐团出现。一九九八年一个以「恨流行」为名的小唱片公司 --角头音乐,出版《ㄞ国歌曲》创业作,收录董事长、五月天、四分卫、夹子等新兴地下乐团的创作,开创新阶段的独立唱片公司出版模式。一九九九年五月天便被滚石签下,取代伍佰成为新世代最喜爱的创作乐团。二零零零年金曲奖提名,最佳演唱团体入围者一举全为新乐团,媒体称为「乐团世代」 (band sound generation)的到来。一九九九年底角头曾策划一场由五月天、四分卫共同演出的「五四运动」音乐会,「五四」的文字挪用,间接地说明二十世纪尾声的世代新感知:既游戏又认真,在后解严及后现代生活的双重经验中追求自我。

  此时,主流唱片产业也已因光碟烧录、网络上P2P音乐交换等数位科技的普及,进入全球唱片市场的萎缩危机之中。但吊诡的是,数位科技也产生更平价、多元的录音设备及音乐创作器材,更多人可自行录制及发行音乐专辑,开启独立创作音乐的新民主阶段。

  文化研究学者Grossberg曾认为,二次战后的西方摇滚乐文化,是一项青少年的青春期过渡文化 (a transitional culture),造成整个西方战后社会的过渡转变 (a culture of transitions)。在台湾,创作音乐也同样结合了年轻世代的反叛意识、音乐感染力以及社会的变动本身,见证也触动了我们一段段珍贵的集体记忆。在千禧年后的此时,台湾仍有以客语创作并参与社会运动的交工乐队,有工运乐团、原住民创作音乐,也有更多的独立音乐工作者 (如五四三音乐网站推出的陈珊妮及IS计划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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