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东方心经玄机图 > 交工乐队 >

日久他乡是故乡(2)

归档日期:06-12       文本归类:交工乐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沿着80 年代“走向世界”的道路,背负着社会主义历史记忆却又早已悄然告别“工农兵文艺”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在遭遇真实的“世界”之际,返身将“中国”呈现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至此,仅仅追溯“新民谣”关乎自身的历史叙述已经远远不够,我们只有进一步将探询的目光投向在更大范围内构成其“他者”序列的社会文化史脉络,才有可能听到并且听清、听懂那些正在当下发生着的历史。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以其“世界工厂”角色加入全球资本市场参与竞争,一旦这一世界体系自身遭遇危机或挫折,作为“新民谣”受众主体的城市青年白领则试图通过返身拥抱“民间”或“故乡”而获得某种精神抚慰。相形之下,对于“恶俗”或“神曲”的挞伐却隐隐表露出对底层的排斥以及对于自我社会身份的不安与恐惧。于是,尽管城市白领阶层和农民工群体同样身为互联网、移动电话等数字新媒体文化的受众,却依照品味、格调甚至音乐类型的差异而互相区隔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台湾音乐制作人方无行将“新民谣”这个概念同《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等歌曲并置,正可以看作是从一个侧面点破了“新民谣”社会意识的碎片化[11]。 民族主体认同的位移与重构 除此之外,当下新民谣在音乐语汇和表现形式上还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化趋势,其各异的风格探索在展现出一个新的世界想象图景的同时,也标示着与之相应的民族- 国家主体认同做出调整的复杂轨迹。这一趋势不仅表现为各类民族传统乐器的广泛运用,而且贯穿于诸如民歌、地方戏、民间小调、宗教音乐等等传统音乐样式的普遍自觉之中,更突出地体现在中国各地区和地方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特色的凸显上。与90 年代中后期登上中国流行音乐舞台的倮倮、山鹰组合、彝人制造、容中尔甲等相比,艺术家的自我定位及其所须面对的客观情势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于是,围绕着左小祖咒、马木尔与IZ、胡吗个、小河、白水、山人、杭盖、五条人、苏阳、刚子等音乐人或乐队,一个以“世界音乐”[12]为中心、以先锋和流行为两翼的光谱逐渐铺展开来。可以说,新民谣与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深入融合于此促成了流行音乐“语法”的自我反省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音乐形式与民族主体身份之关系的重构。就此而言,新民谣的兴起即因应着中国“崛起”的世界史情境,承担了塑造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功能。如果将崔健半路夭折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3]和浸透在美式摇滚文化想象当中的“匡威爱噪音”[14]以及新民谣的全国巡演加以对照,这一功能即凸显无疑。也就是说,“新民谣”之歌唱与倾听的活跃互动还意味着弥合30 年来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历史断裂、超越/ 内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等级秩序、以旧为新、以民间音乐和民族文化为纬度重新确立主体身份的努力。

  可见,正是这一努力将“新民谣”之“新”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断代冲动彰显了出来。不过,诸如“中国民谣纪念5.12 大地震一周年公益演唱会”[15]、“小河淌水吧──祈雨云南民谣义演”[16]、“祈福玉树民谣义演”等演出活动无疑只是这一调整轨迹所展示出的众多场景之一。这种慈善性质的公益演出形式明显以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的音乐文化实践为模仿范本,其演出空间和传播渠道则基本上平行于官方主导的救灾义演活动。尽管无论从规模还是实际救助效应上讲它都远远比不上这后二者,但却深刻地表明中国社会自90 年代以来建构的一种向“普世价值”靠拢的新中产阶级伦理开始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这种俯瞰底层、以苦难为风景的姿态又昭示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地区差异正在建构出一种中国内部的等级化观看机制。在此背景中,正当人们为马木尔的专辑《鹰》终于入选著名的世界音乐厂牌Real World 而欢呼的时候,小河却声称自己的音乐风格就是“不让外国人跳舞”;就在新民谣的发展前景被五六十年代美国民谣复兴运动的想象所笼罩的同时,四川的白水却以其阴暗诡异的低调气质显示出欧洲朋克(Punk)- 哥特(Gothic)- 暗潮(Dark Wave)这条脉络蜕变出来的欧洲新民谣(New-Folk)的影响与启迪。

  总而言之,由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民族主体的现代性焦虑始终存在并且随着中国介入全球化程度的深化而不断加剧,因此“新民谣”展现出来的世界想象也是复杂纠结且充满张力的。于是,沿着80 年代“走向世界”的道路,背负着社会主义历史记忆却又早已悄然告别“工农兵文艺”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在遭遇真实的“世界”之际,返身将“中国”呈现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至此,仅仅追溯“新民谣”关乎自身的历史叙述已经远远不够,我们只有进一步将探询的目光投向在更大范围内构成其“他者”序列的社会文化史脉络,才有可能听到并且听清、听懂那些正在当下发生着的历史。

  [1] 较近的例子,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南方周末》两家媒体对2010 年4 月由“榕树下”网站和“十三月”唱片公司主办的“民谣在路上”系列演出活动的报道:郑寒月《“重回红棉时代”的记忆与情怀》(6 月10 日)、《校园民谣感动回归》(6 月17 日)、《新民谣举起民谣复兴大旗》(6 月24 日)、《“80”后民谣歌者的时代感悟》(7月8 日)以及陈军吉《咱们民谣有力量──“民谣在路上”巡演侧记》(8 月11 日)。

  [2] 洪鹄、石萌萌、刘雅静:《新长征路上的民谣》,载于《南都周刊》2010 年6 月4 日;伊婧:《民谣超越摇滚》,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0 年8 月4 日第220 期。

  [3] 除了这些美誉之外,号称“公民读本”的畅销杂志《独唱团》也以周云蓬的散文《绿皮火车》作为开篇。

  [4] 毛新宇:《新民谣音乐的春天──记北京“94 新民谣新歌视听会”》,原载1994 年3 月5 日《新舞台》,转见于北京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编著《十年── 1986~1996 中国流行音乐纪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 年版,第149-154 页。

  [5] 不插电(Unplugged)意指使用非电声乐器(尽管并不绝对)的表演,最早是由美国MTV 电视台于1989 年创办的一档音乐会栏目,其中中国大陆摇滚乐爱好者比较熟悉的有老鹰乐队(The Eagles)的复出演唱会“冰封地狱”(Hell Freezes Over)、涅乐队( Nirvana)的纽约不插电现场,还有鲍勃迪伦的不插电专辑等,它们都在1994年左右面世。

  [6] 例如 80 年代以降的“轻音乐”概念,就叠合着器乐演奏曲、新世纪音乐(new age)、环境音乐以及舞曲等多重含义。同时,由于1964 年前后音乐界针对李凌“轻音乐”思想展开的批判以及新时期之初对于文革音乐“高、硬、快、响”的返身定位,轻音乐之“轻”又被赋予非常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7]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第14 章,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8-195 页。所谓“光荣与梦想”,显然直接指涉着改革开放之初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内部发行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威廉曼彻斯特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不仅承载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集体的美国想象,而且直接参与塑造了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美国文化的接受氛围。

  [8] 高晓松词曲、丁薇演唱的《上班族》曾被视为94 校园民谣里最具社会情怀的作品,而实际上歌曲的叙事情境体现的是典型的好莱坞式中产阶级主体意识。在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班”的庸常生活欲说还休的忧喟感叹之中,一种紧紧围绕着核心家庭生活逻辑展开的社会想象借助自我安慰、自我满足的道德姿态将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层层封闭包裹起来,于是“都不太容易”的结尾似乎意犹未尽,却又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由“你”及“我”的转换,成为叙事与抒情的双重解决。

  [9] “神曲”命名本身所包含的反智倾向及其曲目与2004 年以来所谓“十大恶俗网络歌曲”之间的延续与蜕变,足以成为单独论述的文化现象,此处不遑细论。参见陈成:《网络“神曲”》,载2010 年8 月27 日《成都晚报》。

  [10]戴锦华:《隐形书写── 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3 页。

  [11]方无行:《有谁听过新民谣》,见《新世纪周刊》2006 年第27 期。

  [12]所谓“World Music”,倘若作为文化产品的一个类别看待,貌似是公允而无偏见的,它甚至与“世界文学”一样摹画出某种“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情景。但是其中隐含的西方(于此主要是英美)中心主义与源自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却并不容易被觉察到。世界音乐”即悖论式地大致等同于“非西方世界的音乐”。这一定位的初衷大概是为了应对和接纳“音乐”本体的历史性分裂,实则又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古典音乐不可撼动的优越地位。

  [13]崔健在1990 年为亚运会集资所举办的巡回演出活动,详情可参赵健伟《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14]由跨国商业品牌匡威(Converse)于2008 年赞助的一次巡演活动,北京的“后海大鲨鱼”和南京的PK14 两支乐队乘坐一辆改装巴士汽车,用时两个星期完成了在五个城市的“公路巡演”,最后制作出来的纪录片用于匡威的商业宣传。

  [15]相关报道见李岚《北京,义演背后的“民谣音乐圈”》,载于2009 年5 月15 日《南国早报》。 [16]燕舞:《祈雨新民谣》,载于《新民周刊》2010 年第15 期。

本文链接:http://adiovisual.com/jiaogongledui/405.html